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各民族在悠久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各自创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史诗。中华各民族史诗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蕴含着丰富博大的内容和生命力。中华各民族史诗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和文化形态，不仅凝聚了中华各民族的智慧，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的精神载体。它们既是中华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渊源和文化魅力的鲜活标本。
迄今为止，在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人民、突厥语族人民以及满-通古斯语族人民中，还流传着数百部英雄史诗，在彝、苗、壮、傣、纳西、哈尼、瑶等诸多南方民族中也流传着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和英雄史诗，《江格尔》是其中蒙古族史诗的代表，与其他很多重要的元素一起塑造出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深入挖掘和阐释《江格尔》蕴含的中华优秀文化基因与史诗英雄的伟大人格力量，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江格尔》，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的具体举措。
英雄的赞歌
在洪古尔和阿拉坦策吉等英雄的辅佐之下，江格尔陆续收服了众多英雄，拥有六千又十二名勇士，娶了“永远像16岁少女般的”阿盖，远征各国，开疆拓土
中国境内蒙古族英雄史诗蕴藏量宏富，约有300余种，而且在流布和发展的形态上基本是具有“地域—部族”色彩的部落史诗，只有卫拉特史诗《江格尔》正处于向蒙古“民族史诗”升格的进路上。《江格尔》是蒙古史诗演述传统的一个集大成者，既是中国英雄史诗的一个典范，也是世界各地活形态史诗的范例。《江格尔》主要流传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南北的蒙古族聚居区。多数学者认为《江格尔》最早产生于15世纪30年代早期四卫拉特联盟建立以后，于17世纪20年代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部众西迁以前成型。而后随着卫拉特蒙古各部的迁徙，《江格尔》渐渐流传于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布里亚特、图瓦等蒙古族聚居区以及蒙古国，成为跨境的宏大史诗。
《江格尔》描述了以江格尔为首的六千又十二名勇士为保卫宝木巴与邪恶凶残的敌人进行英勇而不屈不挠斗争的故事。《江格尔》的每个诗章都有一批共同的英雄人物形象，但情节相对独立，互不连贯，它们是整个《江格尔》史诗传统的有机部分，共同构成了《江格尔》史诗集群。国内学界已经习惯于将这种演述形态和叙事结构的蒙古史诗称作“并列复合型英雄史诗”。 在这种叙事结构中，江格尔并非每个诗章的核心人物，许多诗章的核心人物是江格尔手下的某位英雄，如洪古尔、阿拉坦策吉、古恩拜、萨布尔、萨纳拉、明彦等。虽然在许多诗章中江格尔不是核心人物，但是作为宝木巴汗国的灵魂人物，他会出现在每个诗章中，将各个诗章平行地链接贯穿在一起，在叙事结构上起到一种串行并联的纽带性功能。《江格尔》的故事主要围绕着婚姻和征战两方面情节展开，大都是使用不同数量的母题在婚姻和征战母题系列的统驭下，以不同的组合方式有机构成的。
目前，学界对《江格尔》到底有多少个诗章流传于世未有定论。大体而言，《江格尔》有百余种相对独立的诗章，每个诗章之间没有明确的逻辑顺序，“江格尔奇”（蒙古语，指演唱英雄史诗《江格尔》的民间艺人）可以根据不同的演述语境进行随意组合和自由排序。“江格尔奇”每一次演述的诗章都是一首诗，也是一个叙事单元，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江格尔奇”通常还会将“序歌”和江格尔童年时期建功立业的故事作为演述的开端，从而使各个诗章之间保持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而且规范着接下来要演述的故事的基本进程，向听众呈现一个宏大的叙事背景。不同的演述，乃至不同的“江格尔奇”呈现的诗章篇幅不同，故而《江格尔》各个诗章在不同演述语境下篇幅长短不等，彼此之间有时差异较大，少则几百个诗行，多则数千个诗行。
《江格尔》塑造了江格尔、洪古尔、阿拉坦策吉、古恩拜、萨布尔、萨纳拉、明彦等英雄群像。他们都具备超凡的勇气和力量，往往孤身作战，武艺高超。他们是正义的化身，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团结一心，献身为民，不畏强暴，保家卫国，洋溢着强烈的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激情。
江格尔是宝木巴的圣主，命定的伟大英雄，是宝木巴的精神支柱。江格尔出生时脚踏女妖，盘腿坐在恶魔的胸脯上，两肩之间长着一颗发亮的紫色痣斑，身着洁白的丝衣。两岁时，蟒古思袭击了江格尔的家园，使他成为孤儿。五岁时，江格尔被摔跤手蒙根·西克锡力克活捉，认识了洪古尔，两人结为兄弟。六岁时，江格尔降服了显赫的阿拉坦策吉，阿拉坦策吉预言江格尔将成为蒙古族民众的伟大可汗。七岁时，江格尔打败东方七个国家，威震四方。自此，在洪古尔和阿拉坦策吉等英雄的辅佐之下，江格尔陆续收服了众多英雄，拥有六千又十二名勇士，娶了“永远像16岁少女般的”阿盖，远征各国，开疆拓土。
洪古尔是《江格尔》塑造的最为出色的英雄人物，勇武剽悍。他能把那高大的香檀连根倒拔，捊了枝杈扛在肩上，用它把50名好汉打得肢体断碎。 他纵身一跳，像火星一样跃到高山顶上。他临危不惧，在最险要的关头敢于站出来承担自己的责任，用自己的斗争精神激励了宝木巴的所有将士。芒乃可汗派遣使者向江格尔索要阿盖、阿兰扎尔等，恫吓江格尔等勇士如果不把他们交出来，便要出动13万大军，填平宝木巴汗国。江格尔和阿拉坦策吉屈服于芒乃可汗的勇武，不敢抵抗，想要答应了这些屈辱的条件。此时，洪古尔挺身而出，坚决反对，当着使者的面大声宣告要战斗到底。面对侵略者的挑衅和威胁，洪古尔表现出了勇敢无畏，而不是妥协退让。正是在洪古尔的鼓舞和鞭策下，江格尔、洪古尔、萨布尔等英雄一起消灭了芒乃可汗。洪古尔的勇敢是与生俱来的勇气，体现一种精神的内在因素和对荣誉的追求以及英雄特有的品质。
如果说江格尔、洪古尔等英雄是人性和神性的统一体，蟒古思是人性和兽性的统一体，那么《江格尔》中的骏马就是将兽性、人性和神性融为一体的艺术形象。当英雄诞生时，命中注定有一匹骏马将为他出世，并将与他出生入死，风里雨里，相随一生，不离不弃。对英雄而言，骏马是他的同胞，是他的战友，是他的知己。他们朝夕相对，推心置腹，全情托付。骏马像守护神一样日夜陪伴英雄，为英雄出谋划策，为英雄全力以赴。英雄和骏马将心气与志气完全地超常地张扬迸发，创造性地在广阔的草原吟唱出了神圣而崇高的叙事，奠定了草原英雄史诗的主旋律和草原文明的基调。
程式是《江格尔》创编、演述和流布的核心要素和诗学特质，“江格尔奇”熟练地运用程式化的语词完成对《江格尔》的演述。只要对程式进行稍微的调整，“江格尔奇”就可以连续不断地创编出符合演述需要的诗行，而程式的长度或半个诗行或一个诗行或多个诗行。“江格尔奇”经常使用夸张和比喻的手法，渲染宝木巴圣地的美丽、英雄们的英勇无敌、战马的骁勇俊美，赞颂英雄们力量的美、力量的伟大以及力量的神奇。《江格尔》的语言生动形象又富有想象，往往寥寥数语就能勾勒出英雄形象，显现出了英雄们的气概。同时，史诗的语言具有优美与壮美的特征。在描述交战打斗的场景时，史诗语言激昂壮烈，突显战争的残酷性。在描述富丽的宝木巴、娇妍的美女、盛大的宴会时，史诗语言又如清辉流淌，和谐流畅，美妙乐章般优美婉约。
神圣而崇高的叙事
一部史诗能够让人们记住祖先曾经拥有的光辉与荣耀，知晓自己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坚信他们未来美好的命运。《江格尔》正是如此
史诗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聚着特定族群的神灵观念、图腾信仰、祖先崇拜、英雄崇拜以及其他宗教信仰要素，逐渐演化成神圣的叙事，而“江格尔奇”演述史诗的活动也成为一种神圣的仪式。新疆卫拉特人请“江格尔奇”来家里演述史诗时经常在蒙古包外拴白马或白羊，作为祭品。有时，“江格尔奇”到民众家里演述史诗时，民众会在“江格尔奇”演述史诗前完成点香、点灯、煨桑等一系列祭祀性的仪式，或将盛满牛奶的碗放在蒙古包顶上，或将空碗扣在蒙古包顶上，有些地方还会在蒙古包周围撒上炉灰，甚至向空中鸣枪驱鬼。“江格尔奇”演述《江格尔》也有一些禁忌，而且同样的禁忌，在民间可能出现不同的解释，存在不同的理由。例如，在一些地方，演述《江格尔》在晚上，而不在白天。博州“江格尔奇”相信《江格尔》具有某种法力，而且神灵们也喜欢听演述。因此他们的解释是，神灵们白天都要各司其职，没时间听演述，他们不能听到“江格尔奇”的演述会不高兴，就会给演述者带来麻烦。所以，不能在白天演述。但是老“江格尔奇”钟高洛甫却说，白天演述《江格尔》人会变穷。 也就是说，禁忌的建立，关键是在那个禁忌的本身，至于遵守它的理由，有时候反倒可以是多种多样。 但是也有遵守禁忌的理由是同一的，例如每一次演述《江格尔》都必须唱完一个完整的部分，不能半途而废，否则演述人会折寿。
“如果把各民族史诗都结集在一起，那就成了一部世界史，而且是一部把生命力、成就和勋绩都表现得最优美、自由和明确的世界史。” 一部史诗能够让人们记住祖先曾经拥有的光辉与荣耀，知晓自己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坚信他们未来美好的命运。因此，史诗在久远而漫长的口头传唱过程中对受众起着历史教育的作用。史诗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神圣叙事，既体现出历史和文化的传承，又承载着民族精神和理想。史诗的英雄是一个民族已发展出来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范例，一个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许多人身上的光辉品质都集中在他身上，显示出人性美的完整个体。
史诗呈现的民族的精神特质、制度、习俗、信仰对一个民族的社会实践与民俗生活发挥着重要的道德教育功能。《江格尔》里英雄们持有的崇高价值观深深地影响蒙古族民族道德的培养。这种巨大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国内。卡尔梅克江格尔奇鄂利扬·奥夫拉、 巴桑嘎·穆克宾等人曾经到苏联红军部队中演述《江格尔》，鼓舞战士们的士气和斗志。卡尔梅克作家巴·道尔吉耶夫有过这样的记载：“江格尔奇（巴桑嘎·穆克宾）讲到洪古尔统帅如何迎战敌人。演述者被他所讲述的内容所激励着，他卷起黑绸短棉袄的袖管，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了一块鲜红的丝手帕，高高扬起，就像诗歌里洪古尔所做的那样。挤得水泄不通的卡尔梅克剧院演出厅里欢声雷动：对，对，就是这样。”
《江格尔》描述了英雄们战胜凶恶残暴的敌人，守护和谐美好家园的故事，蕴含着崇信重义、开拓进取、不畏强暴、迎难而上的中华民族精神。《江格尔》的宏大与崇高部分来源于它所传达的这种民族精神及其承载的认同功能。正是因为它与文化心理、情感立场、社会理想、精神风貌等一些超越文本的东西紧密关联在一起，所以“江格尔奇”和受众可以在《江格尔》的演述中找到多重认同，而《江格尔》也由此在蒙古族民众中获得了高度的认同，成为能够表达蒙古族民众情感、审美取向、价值观念的崇高叙事。
诗性演述与当代际遇
受众对史诗的演述百听不厌的原因还在于史诗内容本身。在一个特定的传统社区里，受众和“江格尔奇”都有着自己最为熟悉和喜爱的史诗诗章，将英雄的故事广为颂扬
“江格尔奇”是《江格尔》的创造者和传承者，鄂利扬·奥夫拉、坡·冉皮勒、加·朱乃等是最为学界知晓和提及的“江格尔奇”。一般而言，“江格尔奇”中有些用乐器陶卜舒尔，有些用弦琴、四胡，也有些用马头琴。但是也有不用任何乐器的，如鄂利扬·奥夫拉演述《江格尔》也不用任何乐器伴奏。过去，弹奏着陶卜舒尔，高声吟唱的“江格尔奇”时常可以见到，但是现在的新疆卫拉特地区已经很难遇到了。根据对新疆的《江格尔》的田野调查，大多“江格尔奇”基本上是不使用任何乐器演述《江格尔》，如冉皮勒、朝勒坦、钟高洛甫都是唱着讲的。
不论在普通百姓的家里，还是在汗王贵族的府邸里演述史诗，“江格尔奇”经常受到热情的招待。这些受众经常杀羊设酒款待“江格尔奇”，然后全神贯注地聆听“江格尔奇”的演述。一些王公贵族、汗王、喇嘛还常以骏马和元宝赠送给“江格尔奇”。1941年，“江格尔奇”阿乃·尼开为通晓蒙古语的汉人张生财演述了几天《江格尔》，张生财以一块茶砖、一件衣服和一块衬衫布相赠。在巴桑嘎·穆克宾演述《江格尔》后，受众送给他一件短棉袄，赏给他3个卢布。受众对史诗的演述百听不厌的原因还在于史诗内容本身。在一个特定的传统社区里，受众和“江格尔奇”都有着自己最为熟悉和喜爱的史诗诗章。在新疆“江格尔奇”普尔布加甫演述的《江格尔》中，《征服哈图哈尔·桑萨尔之部》是他演述最多的和最喜欢的，而且受众也最爱听。鄂利扬·奥夫拉最拿手的是《宝林格尔之子萨纳拉远征之部》，受众特别喜欢他演述这个诗章。当鄂利扬·奥夫拉演述自己心爱的这个诗章之前，通常要问：“喂，怎么样？咱们让宝林格尔之子萨纳拉远征去吧！”听到这话，受众往往热烈欢呼。受众喜欢这个诗章不仅是因为鄂利扬·奥夫拉高超的演述技艺，而且因为它能够对他们的心灵和情感产生强烈的刺激和震撼作用。英雄东征西战，用自己高超的武功和神力为民族的事业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他们曲折的人生经历和英勇的精神气质深深地鼓舞和感动着受众。受众真挚的赞叹和激赏的目光极大地鼓励了“江格尔奇”的演述情绪，保证了他们的创造灵感和演述才华得以充分发挥。
《江格尔》演述的历史文献材料记载了一些歌手与受众互动的范例。胡里巴尔·巴雅尔的故事在《江格尔》史诗传统里流传非常广泛。它描述了一个当地官吏想难为正在演述《江格尔》的胡里巴尔·巴雅尔，用“江格尔一伙抽不抽烟”的问题打断胡里巴尔·巴雅尔的演述，胡里巴尔·巴雅尔在一处“恰当的地方”插了一段“在百灵那样漂亮的烟斗里，装上了无数包磨碎的烟，在他们喷出的烟雾里，水鸟找不到沼泽，山鸟找不食”作为回应。这位受众又问江格尔他们念不念经，胡里巴尔·巴雅尔从容地编了一段诗句应对过去。
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趋势日趋加剧，社会、经济、文化的当代变迁日益激烈，《江格尔》的生存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江格尔》保护传承弘扬的形势非常严峻。《江格尔》传承人数量锐减，一部分著名的“江格尔奇”已经谢世，绝大部分“江格尔奇”都已经步入老年，优秀的年轻的“江格尔奇”寥寥无几，《江格尔》演述传统的存续力已经受到了“人亡歌息”的威胁，把《江格尔》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既是我们的沉甸甸的责任，也是我们的神圣使命。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导着我们思考和探索在保护传承弘扬《江格尔》方面如何守正创新，使《江格尔》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采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平台、快手、抖音、移动端APP等新兴媒体相结合的“融媒体”宣传形式，以专题节目、栏目、频道等方式，推出和宣传可以在任何多媒体设备的条件下宣传和展示的《江格尔》的数字资源，以电影、动漫、电视剧、戏剧、音乐等艺术形式对《江格尔》进行多模态的宣传、展示、展演，是新时代推动《江格尔》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使《江格尔》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广泛走进新时代民众生活中，成为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和精神标识的有效方式和路径。
《江格尔》之所以能在千百年的传承中光辉不变，熠熠如昨，始终流淌在蒙古族民众心中，是因为它所传递的英雄们为保护宝木巴而殊死斗争的精神，蕴含着蒙古族人民的诗性智慧，体现了蒙古族人民的生活理想、精神追求和美学旨趣，是蒙古族在特定历史时期创造的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范本。宝木巴有圣地、乐园的涵义，是史诗中无数英雄为之捍卫终身的国土，更是蒙古族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体现。
那里“是幸福的人间天堂，那里的人们永葆青春，永远像二十五岁的青年，不会衰老，不会死亡”，那里“四季如春，没有炙人的酷暑，没有刺骨的严寒，清风飒飒吟唱，宝雨纷下降，百花烂漫，百草芬芳”。《江格尔》没有刻意地叙述历史的兴亡变迁，也没有刻意地彰显历史的经验教训，而是热情描绘热血英雄们为家国拼搏、昂扬挥洒的场景，张扬着蒙古族与生俱来的豪迈性格，咏叹着叱咤风云中的儿女深情，展现着不容侵犯的家园主权，描绘着广天阔地的大漠风光和神奇美丽的草原图画。《江格尔》不特别在意说教，也不刻意留下金科玉律，而多是鲜活的生活场景的描述，是其最普通、最素朴、最坦诚的情感意志的抒发，英雄们奋力奔波征伐，渴求构建和谐、安宁、健康而美好的生活家园与简约、质朴、快乐的精神家园。《江格尔》是蒙古族民众从心里流出的生命之歌，是在声韵气息间活着的神圣叙事，以草原上世代相传的演述形式响彻辽阔的大草原，常青不老，永世恒昌。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